睡觉忘摘隐形眼镜，眼球变白险失明！戴隐形需要注意什么？******
近日，山东济南一名23岁男子因新婚之夜忘摘隐形眼镜，第二天醒来发现一只眼睛竟然看不见了，最终通过角膜移植手术才保住了眼球。根据医生的诊断，该男子因忙于婚礼，不但没有摘隐形眼镜，手卫生做得也不好，导致了角膜严重感染。
不少网友看到该新闻后纷纷后怕，表示以后不敢佩戴隐形了。也有网友认为没有那么严重，自己有几次睡觉也忘记摘掉隐形，也没有关系。那么，晚上不摘隐形真的有那么大危害吗？我们佩戴隐形眼镜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一起来看一下~
1 隐形眼镜——眼睛摄氧的阻碍
隐形眼镜又叫作角膜接触镜，佩戴时隐形眼镜覆盖在我们的黑眼球（角膜）上，黑眼球代谢需要氧气，其中80%的氧气需要从空气中获得，覆盖在眼球表面的隐形眼镜就像一个屏障，隔绝了黑眼球和氧的接触，影响代谢。
来源：摄图网
此外，隐形眼镜还会吸收水分和细菌。所以为了佩戴舒适，隐形眼镜需要保持湿润，所以它会从我们的眼睛里吸收水分，也会捕获细菌，所以定期取出隐形眼镜进行清洁非常重要。
所以一般建议佩戴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否则容易造成角膜缺氧，如眼睛有异物感、发痒、干涩等。
2 晚上睡觉不摘隐形更容易导致角膜缺氧
晚上睡觉时，眼睛处于闭合状态，再戴隐形眼镜则更容易造成角膜缺氧。
美国《死亡率与发病率周报》刊登的一项研究指出，戴隐形眼镜过夜会导致角膜炎发病几率增加20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一份发病率和死亡率研究报告中，也曾强调戴隐形眼镜睡觉可能导致角膜损伤甚至失明的风险。
关于因戴隐形眼镜睡觉导致角膜疾病的新闻并不少见。北京青年报曾报道过美国一男子由于喜欢戴隐形眼镜，并且时常图方便干脆戴着它睡觉，最终发现左眼失明的案例。根据余杭新闻网的报道，一位21岁女孩常常戴隐形眼镜过夜，刚开始戴着过夜并无不适，直到最后出现怕光、流泪不止、痛到睁不开的症状，被医生检查出角膜损伤，而这正是长时间佩戴、不注意卫生，日积月累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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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由于角膜缺氧所引起的并发症大部分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珍惜角膜，晚上不要戴隐形眼镜入睡，每天佩戴不超过8小时，一周停1-2天。
3 佩戴隐形眼镜，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除了佩戴时间不要过长，使用时不注意卫生，在不当的场景中佩戴隐形，也是造成眼睛不适的主要因素。
有学者对隐形眼镜佩戴者进行的调查分析发现，摘或戴隐形眼镜前不洗手、清洗或护理镜片时不使用专用护理液、清洁镜片不规范等错误行为十分常见。卫生不到位，细菌容易污染镜片，进而对我们的角膜造成损伤，所以我们日常佩戴隐形眼镜时，需要注意：
1、佩戴
剪短指甲、用肥皂洗净双手并擦干，以免损伤镜片、滋生细菌；
仔细检查镜片有无破损、污物及沉淀物，如有破损则不能佩戴，如有污迹和沉淀物则应清洁后再戴；
分辨镜片的正反面，使正面向上佩戴，切勿随意延长更换镜片时间，尽量选择日抛、月抛等周期更短的镜片；
如化妆，应在化妆前佩戴隐形眼镜，卸妆前取下隐形眼镜，不要使化妆品粘附到镜片表面。
2、清洗
镜片正反面各揉搓10秒，正反面各冲洗5秒，消毒浸泡至少4小时；
定期清洗镜片，镜盒需每天冲洗，每星期则要消毒镜盒一次，最长不可以超过3个月更换新的镜盒；
护理液在开瓶使用后，应及时将盖子盖紧，不要用手指触摸瓶口，若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用完，也不可再用，应更换新的护理液。
此外，有些特殊场景也不建议佩戴隐形眼镜：
1、从事强度高的运动时不要戴
如有打篮球等对抗性强、有身体接触的运动时不建议佩戴隐形眼镜。如果运动中不小心使面部受到撞击，很可能会使隐形眼镜脱落，进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洗澡、游泳、泡温泉等涉水场景不要戴
隐形眼镜具有吸附性，容易使水中的病原微生物沉积在镜片上。而且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眼睛，对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各种病原微生物感染。
3、雾霾天不要戴
眼球自身是可以通过眨眼、分泌泪液等方法将雾霾中的灰尘颗粒洗刷掉的。
但是戴上隐形眼镜，镜片会阻碍泪液流动，杂物无法有效清洁。此时，雾霾天气中的细小颗粒、细菌密度增加，隐形眼镜容易吸附这些污染物，会加重眼球缺氧状况，容易导致角膜水肿，视力清晰度和透明度明显下降，所以雾霾天尽量避免佩戴隐形眼镜。
4、 乘坐开窗行驶的车辆、坐飞机时不要戴
乘坐开窗行驶的车辆时， 周围空气对流可使镜片水分蒸发过多；坐飞机时机舱内空气干燥；都会使眼镜薄片变硬，眼睛出现不适现象。
来源：摄图网
5、经期、孕期等特殊时期不要戴
经期前及经期过程中，眼压会比平时增高，眼球四周也较容易充血，特别是有痛经症的女性，戴隐形眼镜，会对眼球产生不良影响。
资料来源：上观新闻、瑞金医院、数字北京科学中心、北京青年报、央视财经等
整理：党敏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