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非合作将迸发新活力（环球热点）******
2022年12月15日，在位于埃及苏伊士省的中国巨石埃及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巨石埃及公司），工人在玻璃纤维生产线上工作。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摄
2023年，是中国真实亲诚对非洲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提出10周年。10年间，中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提质升级，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新的一年，虽然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但中非共同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发展战略对接，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惠及更多人民。
务实合作成果多
科特迪瓦阿比让港第二集装箱码头的开港，巩固了阿比让港在西非地区的枢纽港地位，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马里古伊那水电站的建成，弥补了马里国家电力缺口，改善用电紧张状况；尼日利亚拉各斯轻轨蓝线项目一期工程竣工，极大改善沿线交通状况，便利民众出行……2022年最后一个月，3项新成果作为中非深化基建合作的缩影，为中非扎实推进务实合作再添新注脚。
“过去10年，中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提质升级，沿着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前行，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展现蓬勃发展新气象。”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须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洲国家构建了健全的合作机制和广阔的合作平台，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近年来，中非关系不断升级。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双方同意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方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2022年，中方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率先支持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受到非方欢迎。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非经贸合作日益密切、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542.89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创历史新高。2022年8月，首批非洲对华正式出口的鲜食牛油果，在肯尼亚利穆鲁镇的桑瑞普工厂完成打包装运，经海运抵达上海港。中国对非投资强势反弹，仅2021年1—9月，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25.9亿美元，同比增长9.9%，已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中非发展基金自2006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在非洲37个国家投资决策了110个项目，决策金额近60亿美元。
中国对非基础设施合作继续巩固传统优势，承包工程的合同额保持增长。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企业为非洲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还有大量医院和学校，累计创造就业岗位超过450万个。
中非民心相通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向非洲27国提供1.89亿剂新冠疫苗，在非洲本地化合作生产年产能达到约4亿剂，被非洲国家称作“及时雨”。常驻非洲各国46支中国医疗队第一时间投入当地抗疫行动，15支中国巡回抗疫医疗专家组和紧急建立的43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为非洲带去防疫经验、方案和物资。此外，中方还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同19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达成缓债共识，还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免除15个非洲国家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
非洲最可靠伙伴
中国以高质高效的实际行动，给非洲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和机遇，赢得扎扎实实的好口碑。正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家评价的，中国在非洲是一个负责任、透明、可靠的合作伙伴。
长期以来，中国以行动为导向，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先后宣布对非“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和“九项工程”，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破解非洲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大瓶颈。近日，肯尼亚智库“跨地区经济网络”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称，过去15年，中国在非实施的路桥等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正在“真实可见”地改变非洲地貌，帮助非洲国家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和市场融合。非洲人民普遍称赞这是“值得尊敬”的成就。
前段时间，剑桥大学和英国舆论调查公司在20余个国家的上万名成年人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非洲国家民众近两年对中国的好感程度明显上升。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对中国好感度从2021年的68%上升到2022年的83%，肯尼亚则从58%上升到82%。美国《新闻周刊》点评，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积极布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共建“一带一路”，用经贸合作开道，让这些地区的国家得到了实惠，它们对中国好评如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对非关系，一直把加强同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外长每年首访都选择非洲，这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加重视对非关系，强调中国和非洲同为发展中国家，一直是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兄弟和伙伴。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陈须隆说，“中国始终重视非洲、尊重非洲、支持非洲，从不在非洲谋求地缘政治私利，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已经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大国截然不同的对非合作之路。中方坚定认为在未来多极世界中，非洲完全有资格成为重要一极。在非洲站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方愿成为非洲最可靠的坚定战略伙伴。中非关系堪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旗舰’，发挥着引领与示范作用。”
继往开来上台阶
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前段时间发布了《2022年非洲青年调查》，基金会主席伊福尔·伊奇科维茨说，绝大多数非洲年轻人认为非中合作会带来双赢。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在说中国不利于非洲的发展，但非洲年轻人的观点恰恰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非关系发展的前景。
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姚桂梅在媒体撰文指出，2023年，在世界主要力量深度介入非洲，大国博弈和竞争更加突出的背景下，虽然中非合作的外部环境有所恶化，但中非合作前景依然看好，中非关系有望迈上新台阶。
针对美西方罔顾事实、刻意抹黑中非关系的做法，非洲国家纷纷说“不”，非洲国家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抗压能力明显增强。意大利经济学家、国际关系专家贾恩卡洛·埃利亚·瓦洛里近日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指出，美国通过煽动反华情绪来加强与非洲关系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中国和非洲早已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这给非洲大陆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是任何抹黑中国的陈词滥调都无法抹杀的。
津巴布韦《先驱报》网站文章也强调，中国处理与非洲关系的方式基于多边主义和民族平等。中非标志性合作框架，如中非合作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和“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都是在承认国家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推动的。中国不寻求主宰其他国家，不谋求成为新霸主，也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正是为什么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处理全球事务的冷静令人放心，这是它赢得众多朋友的原因。
“新的一年，中非关系将继往开来。双方将继续落实2021年11月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实施‘九项工程’，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的一年，世界有望真正进入‘后疫情时代’，中非关系将更加聚焦经济复苏和发展问题，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将为中非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中方将继续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中非将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同时，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非洲在地缘政治和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各大国将更加重视非洲并采取行动，牢不可破、真实亲诚的中非关系将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新的一年将进一步证明，中非合作不仅走在国际对非合作前列，还将带动国际社会不断加大对非投入，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陈须隆说。（本报记者张 红）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3年01月07日 第 06 版）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